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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在习文化思想指引下，新闻传播学围绕重大时代命题和重要时间节点，紧扣建构自主知识体系主线，聚焦数字技术变革之于理论和实践的变量作用，无论是研究议题的延展性，还是学术成果的丰富性，均呈现整体向好态势。

习文化思想是新时代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纲领。丁柏铨提出，习文化思想既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途径，也是推进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化的根本路径，新闻舆论工作应当发挥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文化根基的作用。荆学民提出，习文化思想对新闻传播事业提出了新的前进方向，要把“新闻传播”深度融入“文化”之中，走出过去比较单一的境界，重塑与习文化思想相适应的新品貌。沈正赋提出，习文化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繁荣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深入理解习文化思想的理论建构与实践面向，文化符号传播理论可提供更为广阔的视角和思路。邓绍根、强若琳提出，习文化思想为新时代新征程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国新闻事业应遵循“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的原则，将习文化思想落到实处。

在习文化思想指引下，建构自主知识体系逐步深化和细化。胡正荣、叶俊提出，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重在提高学科主体意识，提升概念化、范畴化、普遍化的建构能力，从根本上解决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理论基础问题。张涛甫、翁之颢提出，建构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应从概念、知识、观念和文化四个层次展开与推进，理论与实践、历史与当下、本土与全球、守正与创新、总体与部分这五组关系构成其核心命题。周勇、李昊凯提出，中国新闻传播学从“以中国实践完善西方理论”向“由中国问题发展中国理论”转变的关键，是立足中国实践、面向中国问题，提出中国方案、发展中国理论，这是中国新闻传播学为世界作出理论贡献的重要突破点。刘瑞生、陈欣欣提出，以“数字中国”推进为标志的中国网络数字生态，既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社会情境，也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赋能的导向、维度和路径。张淑华倡导以公共传播作为建构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识体系的一种范式探索，其有助于促进知识生产、强化公共价值、统筹学科畛域，为新闻传播学未来发展开辟新进路。

概念是自主知识体系之基。杨保军提出，建构当代中国新闻学自主知识体系的逻辑前提是构建自主的新闻学概念体系。杨保军从理论新闻学三大分支出发，翔实分析了当代中国新闻学标识性概念的基本构成情况。陈力丹、闫艳从传播学角度对马克思《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传播”“交往”和相关概念进行了全面梳理，通过回归马克思的原意，防止马克思丰富的传播观被遮蔽。操瑞青考证分析Newspaper概念进入中国后，被译为“京报”“新闻纸”“新报”“报”的中西互释过程，不仅有助于理解中国近代报业的实践特色，更彰显出文化交流的“嵌构式生成”逻辑。王润泽、米湘月针对传统核心概念解释力式微的现实，提出建构“新闻世界”概念，以突破客观世界与主观世界的二元对立，开辟新闻研究的新路径和新方向。姜华分析认为，数字技术和AI深度交融导致“拟像”无限扩充，不仅带来了新闻世界自身的加速延展，也使置身其间的诸事物改变了原本的存在样态。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方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在数字化和全球化双向赋能背景下，如何增强国际传播能力成为重要时代命题。

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成为新热点。陆小华提出，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面临三个战略选择，即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深化主流媒体国际传播机制改革；通过改革促动与科技赋能，把我国制度、组织、人力优势转化为传播优势。胡正荣、郭海威提出，建强用好国际传播矩阵、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积极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畅通中外沟通对话渠道，是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的基础底座。季为民提出，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的目标和任务是全方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重点是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张明新、冯鑫分析了中国话语国际传播的基本逻辑，提出做好中国话语国际传播必须持续提升国家话语传播的主体意识、阐释能力、渠道整合能力。彭翠、刘洋提出，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既要“研究中国”，重在理解中国式现代化内涵，把握其发展规律，又需“讲好中国”，重在向世界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真实面貌和突出贡献。

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是国际传播的重要任务。张昆、张晶晶提出，在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应对国际舆论挑战及发挥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时代要求下，可以从提升塑造力、感召力、传播力与影响力四个层面进行战略布局，推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引领全球文明携手共进。段鹏、彭晨从调动多元内容创作力量、把握中华文明突出特性、优化话语表达方式、发挥算法推荐作用、推动传播平台多元化等方面，分析数智时代短视频助力中华文明国际传播的内在逻辑与创新路径。姚锋、李恩军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分析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体系构建与机制完善，提出随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的“出海”，海外用户开始使用我国自主设计的媒体平台，为中华文明国际传播拓宽了渠道、开辟了空间。余清楚、郭迎春提出，中华文化主流价值国际传播工作呈现出传播布局一体化、传播符号多元化、传播手段数字化的转向，但也存在传播联动不足、平台拓展困难、复合人才缺乏的问题，可从五个突破点予以化解。何天平、蒋贤成提出，在短视频全面介入并赋能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同时，也需警惕各类潜在的风险因素，如要避免传播过程中可能出现的自我矮化、自我异化现象，同时要准确认识、合理反击其他国家用户对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的文化挪用现象。

推动国际传播理论发展与变革。周勇、郑画天提出，早期国际传播概念和理论发展与西方资本主义实践密切交织，新媒介环境下的国际传播理论与话语体系急需革新与修正，中国需要基于中华文化与本土经验，推进精神交往和物质传递并轨的国际传播理论。吴飞提出，传统的国际传播体系充满着“文明冲突”阴影，“你”与“我”、“你们”与“我们”的隐喻长期主导西方的国际交往理论与实践，应以全球共通、和美与共的理念重构国际传播的新逻辑。韦路、李彰言提出，将“协同传播”作为国际传播的新范式，包括主体协同、内容协同和渠道协同三个基本维度。周敏、郅慧、滕提出，将“韧性”作为理解国际传播系统生态的新视角，并从“适应力”“恢复力”“可持续力”维度，打造国际传播韧性机制的三重进路，从而改变“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响了难信任”的被动局面。张毓强、姬德强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为知识生产提供了全新的实证材料，据此能形成更多、更具竞争力的话语和叙事，通过对西方逻辑的不断祛魅，在博弈和融通中不断拓展国际传播的新面向和可讨论空间。

价值观、话语逻辑与权力模式是国际传播研究的核心问题。景嘉伊、胡正荣通过对1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近十年来关于“一带一路”的政策文本展开挖掘，提炼出价值观国际传播的三种基本模式，认为国际传播将超越内容之争、渠道之争、数据之争、技术之争的物质传播和非物质传播浅表阶段，迭代升级至由价值观驱动的本质竞争阶段。虞鑫、苗培壮针对“一带一路”倡议遭到西方媒体“新殖民主义”“债务陷阱”等话语攻击的问题，研究之后发现此认知与本质主义的迷思关联甚大，其依然是不平衡的世界政治经济结构与信息传播秩序所造成的外部性影响。曾庆香、杨小雨研究美国2018年以来针对中国新疆发起的一波波舆论战，发现其实质是霸权思维的一种表现，通过政治媒介化策略，将遏制中国的企图隐蔽地转换为一个个“悲情故事”，妄想实现其舆论外交目的。任孟山、穆亭钰提出，数字平台成为跨越国家边界参与国际传播的新兴权力变量，有些美国数字平台呼吁“自由开放数字环境”，实质是想借助海底电缆和数字平台的领头羊实现对他国的信息渗透，以维护其科技、经济和政治优势。

2024年时值媒体融合成为国家战略10周年，中国全功能接入互联网30年，重要时间节点效应使其成为年度颇受关注的热点议题。

总结分析媒体融合发展的脉络及动因。胡正荣、李荃考察分析媒体融合实践的行动逻辑、价值意涵和实践路向，提出各级主流媒体历经十载融合变革，实现了由表及里、由点到面的稳步推进。张涛甫、陈曦提出，媒体融合既包括传统媒体正向融合新媒体以实现传统媒体“网媒化”，也包括新媒体反向融合传统媒体以完成网络媒体“主流化”，二者相互交织、共同演化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传媒ECO。曾祥敏、刘思琦分析认为，十年媒体融合存在四个“导向”：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是其目标导向，推动传播体系现代化是其过程导向，助力社会治理现代化是其价值导向，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理论是其理论导向。朱春阳立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策框架，分析了“中国式媒体融合”的本质内涵、制度变迁及创新路径。龙小农、杨涵提出，媒体深层次地融合发展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存在逻辑耦合关系，最终统一于中国式现代化的现实语境。朱江丽、左雯榕分析了媒体融合出现创新趋同现象的结构性因素，并尝试构建媒体融合创新行动分类标准，以有效阐释各类创新模式发生机制。

媒体融合发展有待加强理论支撑和更新观念。朱鸿军、王涛提出，媒体融合实践层面的困境亟须理论层面的突破与创新，传统实践的“全党办报”理论需要转向契合“大宣传”“大媒体”发展特征的“全党办媒体”理论。曾培伦、朱春阳提出，我国媒体融合建设应从有助于理性对话的角度推进下一轮融合改革，同时需解决理论供应问题，防止研究过于碎片化。吴志远、胡翼青提出，数字传播将回归更为根本的交往问题，媒体融合应从“媒介融合”走向“交往融合”，从“界面”思维走向“交往”思维。喻国明、耿晓梦提出，未来媒体融合的发展逻辑及其价值模式将由“裂变”转向“聚变”，新的传播生态要求媒体融合走向开放协同，在做好关系连接的基础上进行聚合式生态建设。韩晓宁、周恩泽提出，以大语言模型为代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模拟人脑学习过程介入创造性工作，或将成为驱动媒体融合纵深发展的新一代技术，深刻影响媒体融合未来走向。

从多元化视角观察中国互联网30年变迁。陈昌凤、袁雨晴从传播平台演化视角提出，中国互联网30年经历了“门户网站—社会化媒体—数智基础设施”的形态变迁，以及“内容聚合—关系连接—服务集成”的属性转化，其背后折射出中国互联网30年加快速度进行发展与变革，不仅是技术的迭代升级，更是一种以用户为导向、以数据为核心的互联网生态的进化。方兴东、何可、钟祥铭、王奔从信息基础设施视角提出，互联网在中国的引进与普及，直接促成了信息传播、技术产品、民众交流和产业全球化等各个层面的互联互通，并且使得中国成为数字全球化的关键性力量。方兴东、王奔从群体画像的角度提出，无论是互联网的发展，抑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打造，网民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是真正决定性的力量，这是中国互联网30年发展最重要的一条经验。谭天提出，中国互联网30年历经PC互联网（1994—2010）、移动互联网（2010—2020）、智能物联（2020年至今）三个阶段，一部中国互联网发展史映射出中国总实力的进步崛起，从无到有，从模仿跟随到创新领航，从野蛮生长到深耕细作，我们每个人在这场奔腾不息的历史洪流中得到了成长和升华。李志、王倩颖提出，网络舆论情况的失真行为与博弈行为已严重威胁国家安全、社会秩序，如何健全国家网络舆论情况监督管理机制，使其既能保障网络舆论情况监管有法可依，又不损害网民正当表达权利，是亟待破解的难题。

数字技术正在重塑新的媒介形态和传播结构，成为影响学科和行业发展的关键变量，传统知识体系中的基本理论、概念及问题不断受到重新审视。孙玮打破既有媒介研究知识体系，重新思考数字时代的媒介性，提出数字媒介崭新的社会文化意涵，激发了何谓媒介、什么是人之主体性的根本性追问。隋岩、杨超从具身主体与文本主体间关系出发，探讨了群聚传播中的主体文本化现象，为洞悉互联网的本质提供了一个新的入口。彭兰重新审视数字智能前景下的数字鸿沟理论，认为“智能鸿沟”是数字鸿沟的新发展，在多重智能鸿沟面前，没有哪个群体完全存在一定的优势；与不同维度的智能鸿沟对抗，也是人类的长期使命。陈龙、陈泽提出，AI在推动人类社会迈向智能化元过程中也带来了新的社会分化趋势及不平等问题，一种新的媒介使用鸿沟正在浮现，亟待予以重新审视。

数字时代新闻职业面临的危机与困境成为学界核心关切。李艳红重新审视“新闻权威”概念，提出新闻权威是新闻作为一个专业或职业群体在公众面前所拥有的一种文化权威，其关涉的是新闻作为一个专业何以成立以及何以正当化的问题。王雅妮、白红义、金璐瑶关注到全球地方新闻业衰落带来的“新闻荒漠”现象，其作为一个隐喻，形象地描绘出地方性新闻ECO在数字时代遭受的剧烈变化，数量庞大的地方新闻机构该如何有意义地活着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智能传播技术兴起对新闻真实观念带来极大冲击。方师师围绕新闻何以为真、以何为真的认知变化，考察了“新闻真实”四次转向的历史过程，为化解传统新闻真实观面临场景不适配、共识难以达成的僵局，提出作为“实现理论”的新闻真实观，将其指向一种动态的、过程性的、发展中的象征性实践。张梦晗、陈泽提出，Sora“世界模拟器”的出现使得新闻真实性更加难以判断，如果按照传统思路展开把关活动，非但无法帮助公众降低外部不确定性和保障信息秩序化，反而会加剧信息系统的失序状况，如何重构生成式AI时代把关下的“真相出场机制”，成为未来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涂凌波、刘梦青立足数字新闻业开放协同的技术文化环境，对“新闻客观性”概念进行再反思，提出应超越主体主义哲学认识论，从实践的新闻认识论入手，重建基于新闻复合主体的新闻知识信任机制。

人机关系与数字交往研究热度不断升温。陈昌凤提出，大语言模型驱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正在迭代成为新型平台，智能体的加速涌现势必驱动社会由外而内的适应性变迁，智能体依赖、人机信任、价值体系协同以及文化的滞后，将是智能平台背景下人类面临的新挑战。彭兰提出，智能机器作为人类“镜子”与“他者”的角色正在不断凸显，作为“镜子”，智能机器映照出人类的局限；从他者角度看，人类需要更多地正视智能机器相对于人的对立性、差异性及其对人类的建构与掌控作用，以促使智能机器成为“负责任的他者”。李文冰、杨灿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下的人机交互可实现智能体对内容生产与传播的全面支配，人的机械属性从未如此强烈，需要高度警惕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黑箱”遮蔽、鸿沟失衡、人的机器化等公共性异化现象。

聊天机器人能否丰富人类情感？“人机之恋”有无可能？成为学界关注的新话题。曾一果、王可心提出，从情感本质来看，机器能够为人们提供一种无关利益、无需负责、永远在线的纯粹情感体验，这种情感支持成为人类对抗人际社交倦怠、重新确认自我归属感的重要手段。邓建国提出，人工智能被称为“下一个新媒体”，将从离身沟通型AI（“延展的心灵”）发展出具身沟通型AI（“心灵的延展”），两者将呈螺旋式相互促进。袁光锋认为，数字媒介与传统媒介在塑造人们想象方式方面迥然不同，数字媒介独特的“情感结构”使共同体不仅是想象的，更是可见的、可以感受的，生成了“感受的共同体”。束开荣提出，跨介质数字交往重构了人类与数字人工物之间的关系生态，延展了人类关于日常生活的认知、时空体验以及价值系统。张洪忠、任吴炯则提出，大模型运用是一个具有“语言能力”的对话者，但基于大模型应用的人机关系中没有清晰的“第二自我”，而是机器数据中的“众人”与个体在对话互动中不断影响对方、不断将“自我”融入机器大数据的动态过程。洪杰文、黄煜研究之后发现，人机情感生成逻辑表现为以人类为主体、技术为中介的情感“制造”过程，在技术逻辑与资本逻辑合谋下，AI营造出“懂你、爱你”的表象，只是人际情感的理想化投射，具有虚幻性、欺骗性与脆弱性，在技术尚未使AI超越拟人化与拟情化的当下，人机情感无法剥离人类情感孤立存在。肖珺、容东霞、黄枫怡提出，生成式人工智能演变为一种“共情机器”，其带来的“多情假象”会加重人类自身的情感和发展困境，建构“数智情感”认知框架或是人类走出共情机器困境的一种可能性。

在人机交互情感视域下，“数字生命”概念逐渐兴起。杜骏飞提出，AI技术的跃升，使得数字生命、机器生命与人的交往充分拟人化，AI时代的数字交往不能仅仅以“人机交流”（HMI）来理解，而是走向“一种跨生命交往”。曾一果、孔一诺认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崛起，加速了生命与数字装置的弥合，开启了“数字生命”时代。王敏芝分析认为，借由数字技术复合物的介入与加持，人类自然生命不断从肉身走向数据、从个体走向账号、从人走向节点，“数字生命”通过“自我书写”与“策展式生活”的方式彰显生命特性，形成生命实践中新的美学原则与“超文化”的文化后果。

短视频及微短剧兴起作为社会文化现象引发学者反思。王晓红、魏韬认为，以短视频、直播为代表的新型视听媒介已成为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语言，塑造了一种再现社会现实的新方式，不仅为普通个体和日常生活带来了“被看见”的机会，也为不同文明与文化带来了可见性的赋能。刘丹凌、陶一晨则提出，短视频绝不仅仅是一种新的艺术样式或媒介类型，它正在引发新一轮社会边界、意义和社会关系的“内爆”，昭示着现代社会的无界化、反智化和液态化转向。赵云泽、路梦婷关注到短视频成瘾问题，提出短视频成瘾既是一种行为成瘾，也是一种技术成瘾，短视频成瘾时的心理健康状态是一种心流体验，除了与个体的人格特点及心理需求有关，短视频的系统特点及整体的社会环境也是不可无视的原因。朱丽丽、何啊龙、马丽丁娜剖析了微短剧“速生速朽”的特质，认为微短剧不仅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当代群体焦虑倦怠的情感困境，而且微短剧的加速逻辑中暗含着一种“加速暴力”，后者作为一种权力支配形式，以“争夺”和“吞噬”的姿态导致罗萨所言的“时间异化”和“自我异化”。

数字时代的虚假信息治理和隐私保护问题持续受到关注。胡翼青、方婕妤提出，在算力和机器认识论作用下，数字平台不仅是现代社会世界的组成部分，而是将社会世界变成它的一部分，已经自成为“一个新世界”。卢家银提出，伴随着生成式AI对新闻传播活动的重构，虚假信息、歧视与偏见、隐私泄露、人类主体地位丧失等伦理风险以叠加累积的方式爆发，导致了价值对齐的伦理难题。胡泳提出，新的人工智能功能正在迅速增加虚假信息的数量、速度、多样性和病毒性，使内容创建过程和虚假信息活动的实施走向自动化，其不仅破坏对可验证事实的信任，且可能加剧公民对公共生活中“真相”的怀疑。廖圣清、游雁麟验证了数字时代多模态特征新闻能大大的提升受众的信息可信度，即信息多模态程度越高，可信度评估越高，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多模态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兴起或使虚假信息治理变得更困难。顾理平、王芊蕴、李荣提出，隐私商品化不再是传统媒体阶段偶发性的侵权案例，而是形成了商业资本与个人用户之间的双向商品化机制，随着隐私内涵从独处权利扩展到信息自决权，隐私保护理念也应从“个人自主”走向“关系自主”。陈天嵩、张尔坤、王彦博认为，随着数字时代隐私意识的觉醒，用户对隐私侵犯的“想象式抵抗”已成为一种新型社会力量。

通过概览全年主要专业期刊及少数相关综合性期刊，我们从中择取四个截面，略要呈现本年度知识图谱之风貌。研究议题的广延性和研究思路的同质相存在，前者说明新闻传播研究领域不断拓展，早已超越学科传统认知边界；后者意味着同主题特别是和AI相关的文章频繁见于主要期刊，研读后发现较多系重复性建设，从题目、框架和观点不时给人似曾相识之感。在学科分化和转型的当下，筑牢专业定力或许比逐新趋热更重要。

在技术变革和行业变迁的双重夹击下，新闻传播学亟待重塑学科专业权威性。从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来看，可考虑把握三大关系。首先是“一”与“多”之关系。新闻传播研究议题走向泛化已成共识，如果失去“一”即“元问题”之聚合与约束，很可能会引起削弱学科根基。当然，“元问题”并非一成不变，如何根据现实和学科发展所需，确立并深耕新闻传播学“元问题”应是当务之急。其次是“基”与“体”之关系，也即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关系。新闻传播学是面向实践的学科，实际更彰显了基础史论研究的重要性。可以说，基础研究的厚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科专业门槛的高度。从成果发表来看，新闻传播学更多致力于“拥抱新技术”“面向新变革”的实践研究，基础史论研究呈现持续弱化之势。这样的一个问题应引起足够重视。最后是“内”与“外”之关系。数字社会变革大幅突破了问题域固有边界，跨学科研究成为一大趋势。本年度跨学科研究亮点不多，未来在跨学科对话与合作方面还应加大力度，不仅人要“跨”出去，成果更要“跨”出去。“跨”并非拿来主义，而更应立足自主性，以增长本学科知识厚度、推动理论创新为旨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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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并且开展了化肥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现将抽查情况通报如下：

（一）抽查概况。化肥是指用化学、物理方法制作而成的以提供养分为主要功效的物料。化肥产品是重要农资产品，施用量大，关系到农业生产安全和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本次抽查了475家公司制作的489批次产品，涉及复混肥料和磷肥2种化肥产品，发现65批次产品不合格（详见附件1），不合格发现率为13.3%。其中，1批次磷肥涉嫌假冒，已交由企业所在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处理。

（二）跟踪抽查情况。本次跟踪抽查到上次不合格企业14家，有2家企业本次抽查仍不合格（详见附件2），12家企业合格。

（一）复混肥料不合格发现率为9.2%。本次抽查了24个省（区、市）433家公司制作的447批次复混肥料产品，包括复混肥料（复合肥料）、掺混肥料、有机-无机复混肥料3个品种，发现41批次产品不合格，不合格发现率为9.2%，较上次抽查上升1.6个百分点。近3年国家监督抽查不合格发现率分别为8.4%、7.6%、9.2%。

本次抽查重点对总氮的质量分数、有效磷的质量分数、氧化钾的质量分数、总养分的质量分数、水溶性磷占有效磷百分率、氯离子的质量分数、缩二脲、粒度、总砷、总汞、总镉、总铅、总铬、总铊、包装标识等19个项目进行了检验。不合格项目涉及总氮的质量分数、有效磷的质量分数、氧化钾的质量分数、总养分的质量分数、氯离子的质量分数、粒度、总砷、总铊和包装标识。经技术机构分析，不合格的根本原因：一是部分企业质量意识欠缺，产品生产和出厂检验过程中质量控制不到位；二是部分企业对于现行肥料产品质量标准要求理解不到位。

本次重点抽查了河北省、江苏省、山东省、四川省4个产业集聚区的生产企业，分别抽查了38批次、45批次、94批次、47批次，不合格发现率分别为26.3%、11.1%、9.6%、8.5%。

（二）磷肥不合格发现率为57.1%。近年来首次在流通领域抽查磷肥产品，本次抽查了8个省（市）39家磷肥销售企业销售的11个省（市）42家生产公司制作的42批次磷肥产品，抽查范围有过磷酸钙和钙镁磷肥2个品种，发现24批次产品不合格，不合格发现率为57.1%。

本次抽查重点对有效磷的质量分数、水溶性磷的质量分数、硫的质量分数、游离酸的质量分数、游离水的质量分数、三氯乙醛的质量分数、水分的质量分数、粒度、细度、总砷、总镉、总铅、总铬、总汞、总铊、包装标识等16个项目进行了检验。除三氯乙醛的质量分数、粒度、总铊等3个项目外，其他项目均出现不合格。经技术机构分析，不合格的根本原因：一是生产企业质量意识不强，对产品执行标准缺乏了解，产品生产和出厂检验质量管控不严；二是销售企业对产品存放不当，某些特定的程度影响了产品质量。

本次在江西省的销售企业抽查了8批次产品，发现7批次产品不合格；在云南省的销售企业抽查了6批次产品，发现4批次产品不合格；在四川省的销售企业抽查了4批次产品，均不合格。从抽查产品生产企业看，产地为云南省、四川省、贵州省的相对较多，分别为13批次、6批次、8批次，不合格发现率分别为69.2%、66.7%、37.5%。三、有关要求本次国家监督抽查发现化肥产品特别是磷肥产品不合格发现率很高。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局（厅、委）要格外的重视，并迅速采取以下措施：

（一）强化抽查结果处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等规定，做好监督抽查结果处理工作。依法查封、扣押不合格产品，责令不合格产品营销售卖企业停止销售同一产品，全面清理、依法处置库存不合格产品；责令不合格产品生产企业停止生产销售同一产品，并明确整改要求，督促落实整改措施，及时组织复查。对涉嫌犯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将严重违法失信企业纳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管理。结果处理情况要及时录入e-CQS系统并报送总局。总局将强化跟踪督办，视情通报各地结果处理情况。

（二）开展质量专项治理。针对河北省复混肥料产品和江西省、云南省、四川省、贵州省磷肥产品，相应省份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要开展产业集聚区质量专项整治，加大辖区内重点企业监督检查力度，追查问题产品流向，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保持质量监管高压态势，严肃处理质量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着力提升质量水平。

（三）督促落实主体责任。将本次抽查不合格产品情况通报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采取有力措施，督促企业依法落实产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带领企业严格按照标准组织生产，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四）加强质量技术帮扶。组织有关行业组织和技术机构，帮企业深入查找原因，提出改进措施和解决方案，促进行业质量水平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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